但当时我却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帐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喝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体验到的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是钱，它带过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纨绔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一起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近署长室的当口，署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爿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二执拗的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查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人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