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走，那个“苗条少女”就拖着燕妮的雪橇，乖乖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来了。我跟着她走过鲍姆巴赫大街。她和我同路。过了圣心教堂之后，我加快步伐，走到“苗条少女”身边，与她并肩同行，可能还说了这样的话：“晚上好，燕妮。”

    这位“苗条少女”并不感到奇怪，也说：“晚上好，哈里。”

    我没话找话地说：“你滑雪了？”

    “苗条少女”点点头：“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滑我的雪橇。”

    “那么你回家可就晚了。”

    “我也累了。”

    “你看见图拉没有？”

    “图拉和别的人七点钟以前就已经走了。”

    这位新燕妮同老燕妮一样，都有长长的睫毛。“我也是快到七点时走的，可我没有看见你。”

    这位新燕妮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你看不见我，这一点我很理解，因为我呆在一个雪人身体里。”

    埃尔森大街越来越短：“在那里面情况到底怎么样？”

    新燕妮在横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桥上说：“那里面热得要命。”

    我以为我的担心是真诚的：“但愿你在里面没有感冒。”

    在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和老燕妮住的那个股票房前，新燕妮说：“在上床前，我要喝一杯热柠檬，以防万一。”

    我还想到很多问题：“你到底是怎样从雪人身体里钻出来的？”

    新燕妮在房屋入口告别：“雪开始融化了。不过现在我累了，因为我跳了一阵舞。这是我第一次跳成功两个旋转动作，我保证。晚安，哈里。”

    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饿了。但愿厨房里还有点吃的东西。顺便提一下，听说那个年轻人坐的是二十二点那班火车。他和阿姆泽尔那口箱子都走了。听说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了两个边境。

    亲爱的图拉：

    燕妮不是在雪人体内，而是在回家的路上感冒了。很可能是在林中空地跳芭蕾舞使得她热出了汗。她必须卧床休息一个星期。

    亲爱的图拉：

    现在你知道，一个年轻人从胖乎乎的阿姆泽尔身边溜走了。他提着阿姆泽尔的小箱子，轻手轻脚、急急忙忙地穿过车站大厅，登上了去柏林的火车。有件事情你还不知道：这个动作麻利的年轻人在小箱子里放着一本伪造的护照。一个名叫“小胡特”的职业钢琴制作师在两次下雪奇迹前几个星期伪造了这本护照。伪造者什么都考虑到了。一张照片简直把这本护照伪造得天衣无缝。这张照片仿效的是嘴角上带有痛苦表情的这位年轻人那种神色紧张、有点呆滞的面部表情。果然，胡特先生签发这本护照时也不是签到爱德华·阿姆泽尔名下；他把护照持有人称作赫尔曼·哈泽洛夫，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生于里加。

    亲爱的图拉：

    当燕妮痊愈时，我把那个年轻人随手扔进染料树林中的两颗牙齿拿给她看。

    “哦！”燕妮兴冲冲地说，“这就是阿姆泽尔先生的牙齿。你送一颗给我吧？”我留下了另外那颗牙齿，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把它放在身边，因为那位也许会要求拥有这颗牙齿的布劳克塞尔先生让它放在我的小皮夹子里。

    亲爱的图拉：

    哈泽洛夫先生在到达柏林施特廷火车站后干了什么？他搬进一家饭店的房间，第二天走进一家牙科医院，用过去是阿姆泽尔而现在是哈泽洛夫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让人给自己凹下去的嘴巴镶上了金牙齿。人称“小胡特”的胡特先生不得不在新护照的附注后面补上了个人特征：“全副假牙，金牙套。”从此以后，只要哈泽洛夫先生咧嘴大笑，人们就会看见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在笑；不过，哈泽洛夫很少咧嘴大笑。

    亲爱的图拉：

    这些金牙变成了一个概念；就是今天，也依然如此。昨天，我同几个同事呆在保罗游乐场，当时，为了证实哈泽洛夫安金牙一事并非虚构，我做了一个试验。光顾奥格斯堡大街那家饭店的多半是一些棒球接手、运输企业主和单身女士。老主顾餐桌四周的圆形沙发使大家能够坐在软垫子上进行激烈的辩论。凡是人们在柏林谈论的东西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们背后的墙上胡乱挂着著名拳击手和持续六天行程的摩托车赛选手的照片，胡乱裱糊了运动场上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图片。签名和题词值得一读；不过，我们并不看这些东西，而是在想，往常在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之间，人们如果非走不可的话，又往哪儿去呢？在这之后，我们就取笑即将到来的二月四号。我们喝啤酒和杜松子味烧酒，谈论世界末日。我就讲我那个脾气古怪的雇主布劳克塞尔先生；我们已经谈到过哈泽洛夫和他的金牙齿，我的同事们认为那些金牙都是编造出来的，而我却说它们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