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强调自己是被动的，因此是无辜的。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试图稳定美国大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绝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训令，在弃舰时，必须以最漂亮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非常牢固。

关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最著名的一个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有多大的控制力？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700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首脑———将军。对天皇的忠诚无关紧要。对一般日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没有理由要礼遇天皇，恰恰相反，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应该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进行挑战、消灭这种愚蠢的迷信，那么，我们就能重新塑造日本的社会结构。

另有许多能干的、到过日本或者读过前线报告的美国人，持另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没有受过在被俘后的保密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互不相同。这种情况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些士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因此，他们的说法诚实可靠，有足够的代表性。

战时的日本（3）

那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然而，反对这次战争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态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包括那些对

背叛希特勒的将军表示不满的战俘，都认为战争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唆使者———希特勒来承担。而日本人相信，皇室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是两回事。

天皇与国家政策可以分开，但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受谴责。显然，日本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而美国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如果不了解事实，就会认为那些俘虏在胡扯;事实上，一些审讯战俘的老手，也根本未能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反对天皇”的字样，———全体俘虏都拒绝反对；即使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俘虏同样拒绝；对天皇最激烈的言辞不过是“这位天皇即位可能是个错误”，还有 “他是个性格软弱的人”，或者“也许皇室逊位可以使日本妇女得到自由，如同美国妇女享受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军部充分利用了全体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共诵天皇的“军人敕谕”，“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结果，让军部措手不及的是，日本天皇真的下令了。

对天皇的无限忠诚，对其他所有人和机构则加以批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指挥官的指责。对他们直属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行为非常痛恨。并非大众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日本战时的报纸、杂志曾经指责政府没有做到位，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右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他们害怕说出来会受到责怪。他们满腹狐疑，却还表面应付，变得胆小如鼠。这样，绝不可能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对此更进而加以发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种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肯开口。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对激发人们斗志没有一点儿好处。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国民怯懦无能，简直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因而能够发挥的战力，现在却仍没有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