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口号响彻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种口号无论怎么说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的。与“尊王”这个口号连在一起并同样广为流行的口号是“攘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政策黄金时代的政治纲领。极少数领导人懂得这条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们努力奋斗，却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启动大规模的变革，会顺应极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说50年后竟能与西方强国一争雌雄。但这一切居然成为现实。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极高的目标。可

以说他们完成的业绩甚至超过其本国精英和激进舆论所提出过的最高要求。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来，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因为当时地平线上哪怕巴掌大的乌云都没有升起，可以让高人预示几十年后会有一股风暴横扫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级制度压得半死不活的民众，突然转向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持走了下去。

明治维新（1）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

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