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尽管苏联自顾不暇，但是形势使然，双方却不得不都采取对抗的政策。一方是苏联，对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则是世界超级强国的美国，对中欧和西欧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扑朔迷离的政局也同样不安。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对峙局面恐怕也难避免。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并为华盛顿当局积极采纳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凯南本人，便不相信俄国真的在为共产主义圣战卖力，而他自己，更不属于任何意识战争的十字军先锋——从其日后职业生涯中可见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甚低，因此大加反对）。凯南其人，其实只不过是一名由旧式权力政治学派出身的俄国问题专家——美国驻欧人员之中不乏这号人物——在此类人眼中，俄罗斯沙皇派，或是布尔什维克派，都属于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而俄罗斯人向来便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传统直觉”，其统治者更是一群充满了这种恐外心理的白痴。这个国家，老是自绝于外面的世界，一向为独裁者所统治，总是处心积虑地从事死亡斗争，很有耐性地等着对手彻底毁灭。既不合作也不让步，判断和行动，从不诉诸理性，只能听凭武力，硬碰硬地解决。在凯南眼里，共产主义无疑火上加油，更大大地增高了旧俄帝国的危险性，因为它标榜着举世最最无情的乌托邦思想——即垄断全球的思想意识——为这个举世最最凶残的势力添翼。因此依照凯南这套理论实行起来，便意味着唯一能与俄国抗衡的强国——美国——绝对不能有半分妥协。无论俄罗斯是否信仰共产主义，都得将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响渗透。

这是美方的观点。反之，从莫斯科的角度看来，为了保全进而利用本身在国际上刚建立却不堪一击的庞大势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样：绝不妥协。谁都没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这一手其实力量有多单薄。1943－1945年间，当初苏联还是对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将是打退日本的主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即曾在数次高峰会中，尤其是雅尔塔会议，许下诺言，答应给苏联许多好处。这些在苏联眼中经由历次会议讲定的地区，比方1945－1946年间议定的伊朗与土耳其国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绝不松口。除了这些要塞地区之外，苏联也许可以考虑撤离，但若妄想重开雅尔塔，门都没有。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无论出席大小国际会议，有名地专会祭出“不”字真诀。当时美国已拥有核武器，虽然才刚起步。直到1947年12月，虽然制成了12颗原子弹，却没有飞机可以运送，军中也没有够格的装配人员（moisi，1981，pp．78－79）。至于苏联，却仍两手空空。除非苏方先让步，美方绝不会赐给任何经济援助。然而这一点却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为了最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它也不能有半点示弱让步的表示。而美国呢，本来就不打算给苏联任何好处。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曾请求美国战后予以借款，可是美国声称这份文件已经“误置”，再也找不着了。

简单地说，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的现象，美国在全球除了红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对应之术。我们不妨姑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话虽如此，就算两强势不两立，长期对抗不肯妥协，也并不表示战争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纪，英国外交人员虽然同样认为防止帝俄向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便是凯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实上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公开对抗的机会甚少，至于开战的危险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间的非妥协性，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斗争，或宗教性质的大决战。不过其中有两项因素，却使双方相对抗的局势由理性层面变为情绪层次。跟苏联相同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国，多数美国人都深深相信这种形态是举世皆应风从的典范。跟苏联相异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幸的是，美国这民主的特征，对世界局势来说却更具有危险性。

原因如下。虽说苏联政府，同样也得努力给自己在国际竞争场上的死对头——美国抹黑，不过，它却大可不必费心争取本国国会的支持，也不用管本党是否能在国会和总统大选中赢得选票。可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则不然。于是美利坚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口若悬河的反共辞藻，或是像杜鲁门总统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forrestal，1882-1949）一般，精神错乱，竟以为俄国人正从他医院的窗口爬进来而自杀；众人纷纷发现，反共预言的夸大口吻不但听起来义正辞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拒而不用。对于正确认识到自己已经升任为世界级霸权的美国政府而言，国内“孤立主义”之风，或所谓国防上的防卫性主张仍然很盛。因此若外有强敌，不啻提供了打破这种孤立心态的工具，行动起来反而更能得心应手。因为如果连本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美国自然义无反顾，再不能像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独善其身，势必非负起世界领导地位的重任不可——当然连带也享受其中带来的好处。说得更实在一点，只有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恐惧心态下，美国总统方可名正言顺地向素来以抗税出名的美国民众大肆开征，以推行其对外政策。在这个以“个人主义”和“私有企业”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连“国家”本身的定义，都以跟“共产”针锋相对的两极意识字眼界定的国度里——即所谓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欢迎和相信（我们也不可忽略那些来自苏维埃东欧国家移民选票的意义）。其实当年美国国内会发生那阵污鄙的白色恐怖迫害运动，那股无理性的反赤狂风，始作俑者，并非美国政府，而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动家。这一群人发现，对内部敌人的大量告发责难，可以在官场上获得极大的政治利益——如恶名昭彰的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本人甚至并不特别反共——其中的好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万年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便深谙个中三昧。也就是借反共之名，长保个人宝贵之实。在一手建立冷战模式的人当中，有一位甚至把共产党势力的威胁冠以“原始人发动的攻击”之名（the attackof the primitive）（acheson，1970，n．462）。在这种情绪煽动之下，迫使华盛顿当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极端，尤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那段时间最为激烈。至于造成中国大陆变色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