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模式，也曾经出现于伊斯兰世界。不过，就主张现代化的伊斯兰人士而言，不论自己私下的信仰为何，他们对全民虔奉的宗教（即使在革命改革成功之后）也必须表示尊重。伊斯兰世界尚有另一项不同于印度之处，即前者的改革派人士虽然也试图为伊斯兰教义注入改革及现代化的新义，但论其动机，却不在动员一般小民，事实上也不曾发生过这种作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 afghani，1839－1897，编注：埃及民族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代表人物）曾在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地拥有门徒，其拥护者阿布达（mohammedabduh，1849-1905）则在埃及兴起徒众，阿尔及利亚则有巴迪斯（abdul hamid badis，1889-1940）。以上这些人宣扬的思想，不在乎民百姓的村庄里，而是在知识殿堂的学校及大学。课堂之上，自然可以找到一批与其反欧洲势力信念共鸣的听众。然而伊斯兰世界中真正的革命党，以及其中的杰出人物（如第五章所述），却属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世俗革新分子。如土耳其的凯末尔，舍弃土耳其传统的红色黑缨毡帽（为19世纪的发明），而戴圆顶窄曲边的英式硬毡礼帽；并以罗马字母取代了带有伊斯兰教痕迹的阿拉伯字体。事实上，他一举将伊斯兰宗教与国家法律的关联打破。不过尽管如此，近年来的历史再度证实，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还是在反现代的民众信仰上最易获得实现的基础（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简言之，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人士，与一般民众有着根本的冲突，双方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前者往往也是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本身，便是一个全然非传统的新观念。

因此，在1914年以前，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事实上并不如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般显著。我们因为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半个世纪内，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殖民势力几乎全遭扫尽，便自然产生了这种假定。即使在拉丁美洲地区，尽管民众对本身依赖性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对坚持在该区维持军事势力的唯一国家美国尤感深恶痛绝，这份仇外的情绪，在当时却尚未发展成当地政治的重要资源。西方殖民帝国当中，只有英国在一些地区面临某种程度的问题——即无法以警察手段解决的问题。1914年之前，英国即已将内部的自治权利交给拥有大量白人移民的殖民地区。1907年开始，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成立。而在纠纷不断的爱尔兰地区，英国也作出将来授予自治地位的承诺（“地方自治”）。至于印度和埃及，不论从帝国本身利益的角度看，或由当地对自治、甚至对独立的主张来看，整个事实的发展已经相当明显——两者都需要用政治手段寻求解决。1905年开始，对于印度、埃及两地的民族运动而言，可说已经出现民众普遍支持的迹象。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是一系列首次严重震撼世界殖民主义的事件，并且摧毁了当时的两大帝国（德意志和奥斯曼；二国辖下的领土，遭到以英法两国为主的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暂时击倒了另外一个大帝国——俄罗斯（然而不到几年的工夫，俄国便重新取得其在亚洲的属地）。对于各地屈于经济依从地位的殖民地而言，英国迫切需要动员当地的资源应付战事，在战争的需求及压力之下，殖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加上十月革命爆发，旧政权相继垮台，接下来又有爱尔兰南部26郡既成的独立事实（1921年）。外来的帝国势力，第一次出现了难逃一死的迹象。到大战结束，埃及由札格卢勒（said zaghlul）领导的华夫脱党（wafd），受到美国威尔逊总统言辞的激励，提出了破天荒全面独立要求，历经3年的挣扎奋斗（1919－1922年），终于迫使英国将这个保护国转变为一个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半独立国家。有了这套转换公式，英国便很方便地应用到它从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得的其他亚洲领地，即伊拉克和约旦。（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区，依然由英国人直接治理。英国在大战时期，一方面为求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相助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却又动员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的势力，因此对犹、阿双方均做出了承诺。两相矛盾之下，手忙脚乱，百般努力也无法摆平）。

但是在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就很难找出一个简单的标准公式，应付当地日益动荡不安的局面。1906年，印度国大党首次采用“自治”一词为口号，现在这个口号渐渐逼进，已经演变成要求全面独立的呼声。革命年代的来临（1918－1922年），更促使印度次大陆全民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生态发生质变。部分原因是出于伊斯兰教民众起来反英；另一部分原因，却出在1919年那动荡的一年里，英方某位将领过度反应的失误之故。他大事血腥杀戮，将没有武装的民众四面包围。毫无退路之下，惨遭杀害的人数高达数百人[即“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不过造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改变的主因，却在于工人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再加上甘地本人，以及立场已转趋激进的国大党频频呼吁，鼓动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一时之间，一股几乎有如千福年的兴奋气氛，整个地掇取了自由解放的运动潮流。甘地宣称，“自治”的美景，即将在1921年前到来。而政府当局却“对当前局势造成的骚动现象，毫无寻求任何解决办法的迹象”。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因不合作运动完全瘫痪。印度北部广大地区的乡间如孟加拉、奥里萨（orissa）、阿萨姆（assam）局势一片混乱，“全国各地许多的伊斯兰教民众，境况恶劣，心情甚为沉重。”（cmd 1586，1922，p．13）从此时断时续，印度政局开始进入难于控制的局面。到最后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保留，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而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军警手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