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密码

安全问题

注册 忘记密码?
  • 为赛事评奖做准备,网站测试开启文章评论功能,请大家阳光交流,不吝赐教!评论需要登录账号,没有账号点击注册。
边塞艺苑
《极端的年代》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发布时间: 854天前 | 32777 次浏览 | 分享到: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环境问题挑战,国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就愈发不可缺少。或如4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革所示,如果经济体系打算继续差强人意地运行下去,国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家所得进行配置及重分配,(比方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当然,若说欧盟组织的民众,在其每人收入总值平均于1970-1990年之间跃升了80%的条件下,却于1990年时,“供不起”在其1970年视为当然的收入及福利水准,此话自是虚妄(world tables,1991,pp.8-9)。但是这种局面,若无国家居间,绝无可能存在。假定——并非全无可能——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余四分之三则全无收入的状况,如此这般20年后,经济发展也足以产出双倍于以往的全国收入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共权力外,谁会且谁能保证,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谁能够抗拒那在危机二十年中,如此显著,急趋于一方的不平等大势?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判断,驰援来救者绝非自由市场。如果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会问题后果的最大例证。1939年,巴西的平均国民所得几乎为斯里兰卡的两倍半;80年代结束时,更高达6倍有余。可是斯里兰卡的居民,在主食补助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高出数年;它的婴儿夭折率,于1969年也仅有巴西半数,1989年更减为巴西三分之一(worldtables pp 144-147,52-127)。若比较两国的文盲人数,1989年时,巴西更几乎达亚洲这个岛国的两倍。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新千年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分派——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分派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新千年里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6


6


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个双重难题。决策权力单位的性质、范畴——无论是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的权限,单独运作或联合——其中分别究竟为何?与其决策所关系的民众之间,又将属何种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公共权力的机构早已各就各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原则上也早已存在。不断扩张之中的欧盟组织,即为这方面的议题提供了许多材料,虽然就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以及国家以下级单位组织之间彼此的实际分工而论,任何特定的建议、方案,必然为某人某国所憎恨抵制。现有的国际权力机构,其功能显然太过专门,即使它们试图扩展权限,对上门借钱的国家强制其政治或生态主张。可是欧盟这个组织,恐怕将维持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特地位,因为它是欧洲历史情境之下的特殊产物,除非在前苏联的残垣断片之中,会重新组成某种类似的整合组织。除此之外,一般超国家级决策的进展速度固然会增加,其速度却不可预测,不过我们可以一窥其可能的运作状况。事实上,它早已经在运转之中,通过大规模国际贷款机构的全球银行经理人,代表着最富国家资源的寡头集合,刚巧也包括了世上最强盛的国家。随着贫富之间的差距日增,行使这一类国际权势的范围也似乎更为扩大。头痛的问题却出在这里:自70年代以来,拥有美国政治后台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家国际机构,开始有系统地钟情于符合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私有企业,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不但正合20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口味,而且也颇有19世纪英国的经济风格,可是却不见得切合世界的真正需要。如果全球性的决策欲发挥其潜在功能,这一类偏颇政策势必非有所改变不可。然而短期之内,却不见有这种可能。


第二个问题,却与技术性的处理无关。此中问题所在,是出于值此世纪之末世界所面临的两难之局。今日的世界,一方面致力于某种特殊品牌的政治民主,同时却又碰上与总统及多党选举无关的根本政策难题——即使这类选举不曾使问题更加复杂。已过的这个世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世纪——至少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是如此——因此概括地说,这个难题根本便是身在其中者的两难之局。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有人会说,一定得——为“民有”、“民享”的时代;可是却又是一个在实际上,完全无法交由“民治”的年代,甚至不能由那些通过竞选选出的代议会来治理。这种矛盾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全民投票政治逐渐成为常态,不仅仅为美国一国特有以来,民主政治的难处(本书在前已经有所讨论)即已成为政治学者及讽刺家熟悉的题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