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集团发生的这场内部大危机，却不曾为西方联盟趁火打劫（只不过趁机大肆宣传而已），证明东西双方关系的稳定，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50和60年代间，除了古巴以外，全球各国均不曾出现过任何足以扰乱这种微妙平衡关系的重大革命变化。

政治层面既被牢牢控制，其与经济之间的发展便也难于分野。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既已清楚表示，对共产主义缺乏热情，政府就不得不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波兰重新解除了农村的集体化政策，虽然此举并不见得提高该国农业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冲向工业化的大浪中获得极大的强化，同时也被政府所默认。说起来，1956年一连串发生在波兹南（poznan）的事件，就是因工业化运动造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的最后胜利，波兰的政治经济动态，都处在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共产党政权），以及那无法制服的工人阶级的对峙中。一开始并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最终终于组成一般古典式的劳工运动洪流，并与知识分子结为联盟，最后并发展成政治运动，正如马克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惜的是，马克思门徒不禁哀叹，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反而掉过头来倒打社会主义一枪，减轻政府对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贴负担。于是工人便起来罢工，最后往往在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由政府让步打消此意。至于1956年革命被镇压之后的匈牙利，苏联在该国设立的领导阶层，倒具有比较真诚并有效果的改革。首先，卡达尔（janos kadar，1912－1989）有系统地将匈牙利政权进行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也有苏联重要人物的默许），并与反对势力讲和。于是在实际上，在苏联许可的限度之内，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了原先1956年的革命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直到80年代，匈牙利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就完全两样。自从50年代初期凶残的清算风暴结束之后，人民变得政治冷淡，不过却小心翼翼，开始试着解除斯大林套上的箍咒。进入60年代下半时期，这一发展如雪球般加速扩大（包括共产党内的斯洛伐克人），为党内提供了潜在的反对力量。1968年党内发生政变，当选党的书记的是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因此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即经济改革刻不容缓的重大压力，以及如何在苏维埃式的体系里，注入一点理性和弹性，在60年代也成为难以抗拒的洪流。我们在以下将会看见，这种感觉，此时普遍感染了整个共产党集团。经济上解除中央极权，这项要求本身虽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与知识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的呼声相结合，就立刻变得极具爆炸性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这项要求的呼声尤其强烈，一方面固然由于斯大林作风在捷克实行得特别残酷且长久，再一方面也因为眼前政权的真相，与自己心中依然保存的理想差距太大，令许多共产党员感到心惊不已（这种感受尤以党内知识分子为强烈。当初纳粹统治前后，共产党的确拥有过民众的真心拥戴）。正如许多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地区，共产党曾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核心，吸引过多少年轻的理想分子，他们的奉献承诺，在那时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保证。希望的明灯，加上可能面对的苦难与死亡，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像笔者一位友人，于1941年在布拉格参加共产党时的心情一般），难道还会有其他什么期望吗？

一如常态，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上层——即来自党内，其实看看各共产党国家的结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在政治文化动荡骚乱的先导之下，与当时全球性学生运动同时爆发（见第十章）。这一场全球学生运动，属于极少数能够跨越地理阻隔及社会阶级鸿沟的事件。于是从加州、墨西哥，到波兰、南斯拉夫，各地同时发动了多场社会运动，多数以学生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行动纲领”，本来是否会为苏联接受，很难论定，不过它当时试图由一党独裁转向多党民主的举动，的确相当危险。东欧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量（恐怕甚至连其基本存在在内），都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布拉格的春天”，愈发暴露并进而深化了这道内部裂痕。一边是缺乏群众支持的强硬派政权（比方唯恐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将导致自己国内也趋不稳的波兰与东德），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批评甚激；另一边则是为多数欧洲共产党、并为改革派匈牙利人热烈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后者的支援力量，尚来自集团之外，包括南斯拉夫有铁托领导的独立共产党政权，以及1965年来以齐奥塞斯库为新领导的以民族主义立场与莫斯科渐远的罗马尼亚（但是对于国内事务，齐奥塞斯库却与共产党改革派完全背道而驰）。铁托与齐奥塞斯库均曾访问布拉格，受到当地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内部纵有分歧迟疑，也决定当机立断，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权。苏联此举，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划上了句点——其实它早已于1956年出现裂痕——但是也帮助苏联集团再度苟延了另一个20年。不过从此开始，它的结合只能在苏联军事干预的恐吓之下勉强存在。在苏联集团的最后20年里，甚至连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对自己的作为失去了真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