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的深潭，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成军，与反革命和外国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面包、衣服、车票——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式理想的先兆。事实上，待苏维埃政权在内战（1918-1920年）战火中得胜再生之际，不管眼前的战时经济一时之间多么管用，再往前继续走去，这条路子显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反抗军队征用粮食（枪杆子是战时经济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艰难。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战时经济的手段，根本无法使这个等于已经毁灭的经济复苏：几年的兵荒马乱，苏联钢铁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跌为20万吨。

列宁其人，行事作风一向实际，于是从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于重新引入市场原则。事实上——套用他自己的话——从“战时经济”退却，进入“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俄罗斯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计划的机构，“俄罗斯电气化国家委员会”（state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于1920年开张，其任务自然是科技的现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标却极为广泛，该机构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它不但是所有国家级计划单位的太上皇及指导者，且成为20世纪国家经济的宏观总枢纽。

“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曾在俄罗斯引起激烈的辩论，到了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初期，再度掀起争论高潮——不过这一回争端的原因却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显然被众人视为共产主义败退的标志，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进的队伍，被迫一时逸出正路。至于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径方向却不甚明确。激进派人士，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张尽快与新经济政策分道扬镳，并提倡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行动，这项意见最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受到采用。而中间一派的温和人士，以布哈林为首，则将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抛在脑后。对于苏联的现状，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事实：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受小农文化的主宰，布尔什维克政府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中运作，在政治经济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这派人士赞成“渐变”。而列宁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变不幸之后，便无法再清楚表达，他1924年初便谢世了。可是在他难得可以表示一些意思的时候，看来似乎是站在“渐变”一边。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辩论，却属于一种回溯性的探索，想从历史的角度，为当年实际继“新经济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线，另外找换一条社会主义的可能选择，即一条新路，一条与20年代左右两派不同的社会主义之路。抚今追昔，当年的布哈林俨然便是日后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型。

不过这些争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如今回头想，我们发现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攻克德国这块重地之后，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立论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内战下残存的俄国，比革命之前沙皇统治下的境况还要落后。诚然，沙皇、贵族、士绅，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扫地出门了，200万人逃到国外，造成人才流失，苏联国内知识中坚元气大伤。在革命的大风之下，一扫而空的还包括沙皇时代累积下来的工业建设。连带而去的，尚有各业工人大众，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及政治实力，是布尔什维克赖以起家的基础。革命和内战接连而来，工人伤亡惨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厂转而坐上了国家和党的办公桌。残留下来的俄罗斯，是一个更深陷于以往的国家。俄罗斯大地上，是死守老家一地，完全缺乏机动性的无数农民，居住在一个又一个回头走老路的农村里面。对于农民大众而言，革命则赐他们以土地（此事根本与早期马克思派的判断相违）。更干脆一点的说法是，1917-1918年间土地为农民所分配占有的事实，被革命视为胜利及存活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失为农业俄国一个短暂的黄金年月。高悬在农民大众之上的，则是已经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观事一向清楚，深深体会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唯一可恃者只有一个事实，即是国家有可能继续作为被众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无所有。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真正在治理俄国的中坚力量，却是一群发育不全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论，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