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对于科技和生产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总体战到底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简单的回答，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二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子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计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见第九章）。

不过，科技为战争服务一事并不新鲜，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向建立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种种科技的进步发明，迟早都会发生，并不以战争为限。如果没有战争，发展的速度恐怕还会更快（人类没有战争？当然是痴人说梦，不过为讨论方便，我们先这样假定好了）。不过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速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化本身。

战争是否促进经济成长呢？就一面来说，绝对没有。战争中，生产性资源的损失极为严重，远比工作人口的流失还大。苏联战前25％的资源，在二战中消耗殆尽。德国损失了13％，意大利8％，法国7％，英国较低，只有3％（不过这些数字必须和战时的新建设相抵消才更准确）。苏联的例子最极端，战争对它造成的净经济效益完全属于负面。1945年战争结束，它的农业完全毁于战火，战前推动的五年计划也全告泡汤。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军火工业，举国苟延残喘的饿殍和疮痍满目的大地。

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战显然对美国经济裨益良多，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极为惊人，尤以二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约10％，甚至胜过其他任何时期，可谓空前绝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占了便宜，不但本土远离实际战区，更成为友邦的兵工厂。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可以有效地扩大组织生产，这一点远非其他各国能及。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重量级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完全地转型了。

如果说，战争对美俄两国的经济影响是两个完全的极端（前者两次大战都得渔利，后者在二战中尤为创巨痛深），至于其他各国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总体的分布曲线来说，一般而言，都比较接近俄国的状况。只有美国才是独吃的大赢家。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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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二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二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二战，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惊吓，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令人伤痛。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两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强暴凌辱的人类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者流，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c 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略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治外交的专业人士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举国同仇敌忔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二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