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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极端的年代》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发布时间: 901天前 | 38017 次浏览 | 分享到:


总体战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对于科技和生产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总体战到底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简单的回答,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二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子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计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见第九章)。


不过,科技为战争服务一事并不新鲜,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向建立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种种科技的进步发明,迟早都会发生,并不以战争为限。如果没有战争,发展的速度恐怕还会更快(人类没有战争?当然是痴人说梦,不过为讨论方便,我们先这样假定好了)。不过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速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化本身。


战争是否促进经济成长呢?就一面来说,绝对没有。战争中,生产性资源的损失极为严重,远比工作人口的流失还大。苏联战前25%的资源,在二战中消耗殆尽。德国损失了13%,意大利8%,法国7%,英国较低,只有3%(不过这些数字必须和战时的新建设相抵消才更准确)。苏联的例子最极端,战争对它造成的净经济效益完全属于负面。1945年战争结束,它的农业完全毁于战火,战前推动的五年计划也全告泡汤。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军火工业,举国苟延残喘的饿殍和疮痍满目的大地。


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战显然对美国经济裨益良多,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极为惊人,尤以二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约10%,甚至胜过其他任何时期,可谓空前绝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占了便宜,不但本土远离实际战区,更成为友邦的兵工厂。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可以有效地扩大组织生产,这一点远非其他各国能及。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重量级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完全地转型了。


如果说,战争对美俄两国的经济影响是两个完全的极端(前者两次大战都得渔利,后者在二战中尤为创巨痛深),至于其他各国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总体的分布曲线来说,一般而言,都比较接近俄国的状况。只有美国才是独吃的大赢家。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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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二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二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二战,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惊吓,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令人伤痛。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两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强暴凌辱的人类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者流,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c 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略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治外交的专业人士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举国同仇敌忔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二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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