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与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节节相关——后者影响之广，其触角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刁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与。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毛派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倒霉的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老大哥，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毛派分子人士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都有着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举，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注意力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少，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搞议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水平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对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3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光增一事的本向，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二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 deux ans 1990 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闹事“超水准”（par exe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骚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放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支学生新群众，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级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立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拥有优良教育程度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如此而已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愈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愈形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恩负义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老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股新激情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感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出其不意发点的群体。后者在学生一闹之下，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