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的政治气候，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反映着以上的政策方针。大战后的各国政府，纷纷走上改革之路。美国有罗斯福主义者；西欧的各原交战国，则一片由社会主义主导或倾向社会民主路线的新气象。其中只有西德例外，因为该国直至1949年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及选举出现。1947年以前，甚至连共产党也在各国政府中插上一脚（见第八章第三节）。而地下抗战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保守党派也难逃改革影响——如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迟至1949年，该党仍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利于新生的德国（leanman，1988）——改革之风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风而驶必然难上加难。英国的保守党，甚至将1945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功劳归为己有。

但是有点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风潮虽然盛于一时，但是却迅速停息，不过各国的脚步并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气时期，全球各地几乎均由温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导。美国（1952年起）、英国（1951年起）、法国（除了一段短期的联合政府时期之外）、西德、意大利、日本6国的政坛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政权，依然握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手中；至于其他小国，也有社会主义党派继续在联合政府中共同执政。左派撤退之势，明显可见，它们的退却，并非由于失去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衰退——共产党在法意两国仍是劳动阶级的最大党派。它们的销声匿迹，更与冷战的兴起无关——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国及意大利，前者的社会民主党对德国统一的看法“不可靠”，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俄。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改变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去。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如比利时和西德，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 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元帅戴高乐（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纷纷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治场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对他们是如此地话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西德、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进入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大宗；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组成公家机构里的最大一支。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定义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缓和的年代里，军事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项目比率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 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正宗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一片宁静祥和。说的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则轮到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叫人激动兴奋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然而，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年代，该如何控制工资？更概括地来看，需求如此活络，市面如此繁荣，如何控制物价也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驾驭通货这匹难驯的野马，或至少将之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黄金年代的存在，也靠美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国主控的角色——虽然有时并无意义——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及保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