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出他的钥匙串，用他半瘫痪的手摸摸索索地找那把钥匙。我想，你没必要现在就给我钥匙；你可以在门口时再给我。既然我想好要帮他了，我就想早点帮完了事。“等我一会儿，我要把我的轮椅停在台阶这儿。”他说。

    轮椅停好后，他按了一下开关，把它收起来。接着他要我从后备箱里拉出一条链子，把它锁到台阶的栏杆上。

    我觉得自己在受摆布，但我还是挤出微笑。我把手伸到后备箱里，找到链子，然后锁好了轮椅。而他在一旁坐着，一直唠叨着说：“小心点，轻一点。”我真想说，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接着他又要我把他抱到家里去。“就从我膝盖下面抱我……”

    我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因为我刚刚才意识到，我要把这个男人抱上台阶，抱到他家里去。这时他又说：“轻轻地从膝盖下面，就像抱孩子一样。”我突然觉得恶心。

    我觉得我是在抱自己母亲。

    我母亲十年前因为中风而右半身瘫痪，因此而坐了轮椅。我一直处心积虑地避开去看她，我上一次看她还是在一年半前。我实在不能多待一分钟，每次我一踏进她家门，一股要逃脱的愿望如浓烈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无非是帮她换换灯泡，推她过桥买一些金枪鱼罐头，然后拆装一些东西或拿一些东西放她腿上。总是开开关关、移来移去一些东西，仿佛她就专门需要我做这些，仿佛她就积着这些事让我做，又似乎是特意为我准备的礼物。当然，只是一些琐碎小事，可总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每次去看我母亲时都觉得肮脏。她总是不拘小节，她的睡衣总是那么薄，肉都透了出来。我甚至开始觉得她的每个要求都成了我不想看的阴户，让我惟恐避之而不及。

    她的公寓不像我们家以前那么干净了。我小时候，我们家总是一尘不染。那张柚木餐桌上若有一粒灰尘，都会引起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就像今天抱着这个男人一样，我也不得不要抱我母亲。我要在众目睽睽下抱她进餐馆，我的脸因为羞耻而红得发烫。在餐馆那么多人中，只有她需要两个人做一个人的活。

    当初她那么残忍地把年少的我送给她那个精神错乱的医生，现在瘫痪了，可怜了，就恳求我了？

    我不去看她，是因为我对她的身体完全陌生。她仿佛是寄存在别人的身体里，一个瘫痪的女人的身体里。她辛辛苦苦放弃了原来的身体，到头来却换来这么一个虚弱破败的身体。我恨她是因为我觉得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冲动行事，然后又后悔了；她似乎觉得这样瘫了，就可以重新获得别人的注意力。

    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她是在一天夜里睡觉时，脑子里的一根毛细管爆裂了，然后一觉醒来，就不得不和她过去的生活挥手作别，仿佛那些是一场旧梦。我的母亲住在一个瘫痪女人的身体里，每次我抱她时，仿佛是在抱个陌生人，仿佛我只是在看望一个躯壳。它像个灵媒，能够经常和我已死的母亲通灵。我每次用她卫生间时，尤其感觉别扭。因为那里面不是该有的漂白剂或洁厕灵的气味，而是另一种怪异的味道；厨房也是这样。这些房间都充斥着瘫痪的味道，充斥着残废人的味道。

    我的母亲从来都不觉得她十几岁的儿子让一个恋童癖者插屁眼有什么不正常，所以这个女人也别想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她没有资格要我给她换灯泡。我十二岁时她把我送人，所以现在也别指望我回来。

    但我还是帮了那个坐轮椅的男人。我一直爬了四段楼梯，把他抱回家。他趴在我身上，像一堆要洗的衣服一样无声无息。我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然后伸进他口袋掏钥匙。我的手碰到他的死腿，仿佛是在猥亵地侵犯他，但是他对此毫无知觉，毫无反应，因而看上去像是已经习惯了被侵犯，也许还很欢迎，或者至少能容忍。当我一把把摸找像公寓大门的钥匙时，他指点道：“不是那把，不是那把，是铜的圆的那把。”当我把钥匙插进锁时，我吸了口气，做好准备迎接那种像条大狗般从房间里蹿出来的可怕、腐烂的瘫痪味道。

    我打开门，眼前立刻一亮，出乎意料地看见一幕截然不同的场景。房间大且充满了艺术气息，一尘不染；塞满书的书柜一直耸立至天花板；墙上挂满黑框相片，应该是他以前的相片，他和朋友们站在海边，器宇轩昂；还有电脑、传真机……一个富丽堂皇的壁炉，里面没有木头，而是装满了丁香花。

    他让我把他口袋里的零钱拿出来放到台子上。“不，不是那个，是放着钱的那个。”我把零钱和那些钱放到一起。我暗想，我可以拿走这些钱；我可以拿走那张毕加索的素描；我甚至还可以取了他的性命，他只能乖乖就范，毫无还手之力。他现在在靠信任而活，只能靠对别人的充分信任。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笑起来，说没什么。

    回家路上，我一直觉得浑身不自在，仿佛他身上什么东西传到了我身上。我不敢碰我的脸，担心那些微分子会传播到我脸上。我想起我自小认识的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她四岁时有一天在院子里玩，把狗屎弄进了眼睛里，结果那只眼睛因为寄生虫感染而瞎了。想到这里我更加头皮发麻，感觉他的残缺、他的需要、他的依赖，都附到我身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