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粘滞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地震荡。

    其后见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无疑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其藏在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归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不有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第七章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我将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拿去站前的洗衣店。平时我是把要洗的东西送往附近一家洗衣店的。并非出于偏爱，只是因为离家近。而站前的洗衣店妻上班路上时常利用。上班途中交出，回家路上捎回。她说价钱虽贵一点儿，但工夫比家附近的考究。于是大凡自己珍惜的衣服，即使麻烦些她也拿去站前。所以这天我才决定专门骑自行车跑一次站前。料想她对我把她衣服送去那里是乐意的。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巴·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可以看清部分曲名，如《塞吉奥·梅迪斯人《贝尔特·肯裴飞》和《101弦乐》。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 ayler、don cherry和cecil 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传票写上衬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斯，简直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9时30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巴·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想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嚷嚷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11时，加纳马尔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尔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