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　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