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会把您赶出去，并写信给葛里沙，说他认错了人。”她冷淡地说，重新固执地把面包推给他，“吃点东西吧，您醉了。”

    密列西耶夫眉开眼笑地说：

    “这样做才对，就为这我也要谢谢您，懂事的姑娘！我以全体红军的名义谢谢您！我会写信给葛里沙，说他看人看得准。”

    他们一直谈到三点多钟，直到斜射进屋里的、飘着灰尘的明亮光线开始爬上墙壁。到上火车的时候了。阿列克谢忧郁地从舒服的绿色安乐椅上站起来。他的弗沦奇式上衣沾了一小块纤维。安纽塔出来送他。他们手挽着手走着，他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走得那样自信，以致姑娘不由得想道：“这是真的吗？葛里沙是不是在开玩笑，说他的朋友没有脚？”安纽塔给阿列克谢讲了后撤医院的情况，她现在在那里同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做着伤员的分类工作。她讲道，他们的工作很艰苦，因为每天都从南方运来几列车的伤员。她还讲道，这些伤员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是多么顽强地忍受着痛苦。说到一半时，她突然打断了自己的话，问道：

    “葛里沙在留胡子，您说这话是认真的吗？”她沉默了一会儿，思索着，然后轻声补充道：“我全明白了。我对您就像对爸爸那样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看着他那些伤疤确实感到沉重。不，不是沉重——不是这个词，而是有点可怕……怎么说呢，不，也不是可怕——也不是这个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您理解我吗？这也许不太好……可有什么办法呢！他要逃走，要离开我——怪人，天啊，多么奇怪的人！如果您要写信给他的话，您就写，他这样做让我非常、非常地难受。”

    车站宽敞的大厅里几乎没有普通旅客，里面全是军人，有的忙着做自己的事，有的默默地坐在靠墙的凳子上，有的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有的蹲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他们都焦急不安，脸色忧郁，好像在想着同一件事。以前同西欧的主要联系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连接的。现在西行路线在离莫斯科大约八十公里的地方被敌人切断了，所以城外的交通线被分割成互不相通的短短的一段一段。现在行驶的只有开往前线的列车，军人们坐大约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从首都直接到达他们驻守在那里的师团的第二梯队。电气火车每隔半小时就向站台输送一群住在城外的工人和带着牛奶、浆果、蘑菇和蔬菜的农民。他们的喧闹声如浪潮般一下子吞没了车站，但他们立刻又拥向了广场，于是车站里又剩下清一色的前线战士。

    在中央大厅挂着一幅巨大的、一直顶到天花板的苏德战线图。一位身着军装、面颊圆润绯红的姑娘站在小梯子上，手里拿着苏联情报局发布的最新战报，用大头钉在地图上钉着标明战线的细绳。

    地图底部的细绳急剧地向在移动，形成了一个尖角。德国人在南方进攻了，他们攻破了伊酋姆——巴尔文柯夫的大门。他们第六军的战线以钝角的楔形攻势推进到了国土的腹部，又延伸到了顿河河套的蓝色血管处。姑娘把细绳钉得紧靠着顿河。紧贴在旁边的伏尔加河像一条粗壮的动脉一样蜿蜒曲折，河上方的斯大林格勒用大圆圈画着，它上面的卡梅欣用一个小点标着。很明显，紧贴着顿河的敌人的楔形正向着这条主要的水动脉推进，而巨离伏尔加河和那座历史名城不远了。姑娘高高站在小梯子上，下面的一大群人都怀着压抑的心情默默地看着她那双胖乎乎的钉大头钉的手。

    “胡乱瞎闯，狗东西……瞧，简直是横冲直撞！”一个年轻的士兵痛心地自言自语说。他满脸是汗，穿着一件还没有皱褶的崭新的军大衣，看上去很不合体。

    一个削瘦的、长着灰白胡子，戴着油迹斑斑的制帽的铁路工人，低下头忧郁地看着那位战上，说道：

    “胡乱瞎闯？那你为什么让他闯入，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你总是躲开他，向后退，他自然就要瞎闯。都是些什么战士！瞧，都让人家闯到伏尔加母亲河身上了！”在他的语气中满含着痛苦和悲愤，好像是在责备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的儿子似的。

    战士负疚地向四周看了看，拉了拉肩上崭新的军大衣，从人群里钻了出去。

    “是啊，打得相当激烈，”有人叹了一口气，痛苦地摇了摇头，“唉！唉！”

    “为什么要骂他？……他哪儿错了？他们牺牲得还少吗？这么多的兵力压过来，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兵力开着坦克压了过来。你不妨试试，看看是否能抵挡住。”一个穿着帆布风衣的老人替战十辩护道。从外表上看，他不是乡村教师就是医生。“如果好好想一想，我们能活着，而且自由自在地呆在莫斯科，都是他们的功劳，我们都应该拜倒在这位战士的脚下。德国人在几周之内就用坦克踏平了多少国家！而我们打了一年多了——都没有什么事，现在还在打，已经打死了他们那么多人。他，就是那位战士，全世界都应该拜倒在他的脚下，你们还说他‘退却”

    “我知道，我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说我了！理智是知道的，可是心很痛，简直要碎了。”铁路工人忧郁地说，“因为法西斯还在践踏我们的国土，在破坏我们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