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绥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报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那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簧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出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