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预言家们对邓去世的这天做了阴森森的预测：认为会发生学生抗议、群众游行、党内领导层的斗争、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和中国的分裂以及几百万试图躲避混乱的逃亡者将涌向香港。然而2月20日，即邓去世播发消息的那一天，几乎与平时一样。国家电台播放了严肃的音乐，并号召人民在这个时刻坚定地团结在党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周围。城市中人群拥挤的情形几乎没有发生，人们仍然忙于挣钱。中国最高领导人去世的消息连交易所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在邓去世前谣言传开时，股票交易下降，当正式的消息播发后，又回升了。西方预言家们需要看清事实，人们对邓的去世早已有所考虑，几乎不是什么事。北京大街上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邓的去世不同于毛的去世，不会出现一个时代的变更。政治和经济将会在邓所设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 

      　　第二十六章 邓的政治遗产：一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交给他的接班人们一个变化了的中国。中国已经完全变样了：摩天大楼、购物商场、豪华宾馆、饭馆餐厅、卡拉OK、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城市中道路两旁的广告牌、高速公路以及工业化了的农村地区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这一切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性变化的外表现象。邓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使占人类1/4的人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的预言在多次失败后好像就要成为现实：“如果中国这头睡狮醒来的话，大地将颤抖。” 

      　　邓结束了毛持续不断革命的政策，以搞经济代替了搞政治。他还给人们个人生活的空间。只要不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内做想做的事。邓时代的早期，农村的生产队变成了单一的各家农户，生产大队又重新恢复到了正常的行政村。城市中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失去了毛时代所具有的监督机关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不属于某一个单位的人，例如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几百万农民工。 

      　　邓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并指出了它的任务是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今天还是社会主义早期的状况。邓在他的讲话中一直强调，最终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人富裕，对于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可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稳定发展。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首先搞经济建设，而且这个阶段可能持续100年（从1949年算起），在此期间，对于发展不平衡除了容忍外别无选择，采用其他政策都可能扼杀经济增长。采取平均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邓用流行的列宁主义论点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战胜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是必要的。然而要仔细听的话，就可以发觉邓的解释有其他的意思。他曾强调说，为了确保政治稳定，专政是必须的，没有政治稳定就不会有经济发展。邓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残酷而漫长的经历，并认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中国取得发展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在1987年解释说：“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一旦中央做了决定，就会迅速实行……当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马上实现了。我们不需要无止境地讨论，不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协商，虽然做了决定，但不能实施。”75 

      　　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早期讲话中（1986）将社会主义的效率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无效率做了对比说：“在民主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搞资产阶级民主或引进三权分立制度。我在同美国客人谈话时常常批评他们，说这实际上是不同方向上的三个政府。”76 

      　　知识分子们1987～1988年期间就“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现象研究定义为“新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政治上的集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强硬而开明的领导人无不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领导人都有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做顾问。 

      　　这个定义使赵紫阳，也使邓感到了极大的兴奋。撇开社会主义不谈，赵紫阳被宣传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根治党内和政府机构蔓延着的腐败现象，坚持中国走优势显著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台湾所表现出的情况，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专制原则与市场经济最佳的结合。“新权威”主义认为，民主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就像80年代末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状况。在发展的艰难和危险时刻不可能有民主。民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终端产品。